张志国长篇小说《新生》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套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新生》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河套儿女在时代洪流中的奋斗与抉择，让尘封的河套往事在文字里重焕温热的力量。    ——编者

        笔耕偶记

        创作《新生》的十五年

        □张志国（临河）

        2005年夏，我从临河区教育局借调到临河区党史办，参加《中共临河党史——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全面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的编写，其中一小节就写“剿匪肃特”，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时，看到前人留下的记述河套剿匪的文字，内心震撼，当时就想如若把这个故事讲给青少年听，他们一定会感到惊奇而新鲜。这是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因。

        《中共临河党史——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全面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编写完成以后，我正式调到临河党史办任主任，于是有条件多方搜集关于河套地区剿匪肃特的资料。从2008年开始，进入小说的写作阶段。一开始给书起的名叫《套寇流亡记》，写作的角度主要是记述土匪流寇的覆亡命运，但不久就正式定名为《河套剿匪记》，写作的角度也相应调整为以陕坝军分区剿灭土匪的战斗为主体。

        写作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很是吃力，好在此前已写过一本类似的书《扒子补隆》（与田建成合作完成），就按照仅有的一点写作经验，慢慢写起来。2008年到2014年七年间，先后写了七稿，从1万字写到30万字，完成初稿。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又写了《河套抗战记》一书并拟出版，于是把两本书稿合编在一起，总名为《河套荡寇记》，上册《河套抗战记》，下册《河套剿匪记》，共计50多万字，由山东画报出版社正式出版。

        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作为一名地方党史和河套地域文化的研究人员，写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党史的文章，报纸也开设了专栏。同时又把已出版的《河套荡寇记》拿出来重新审视，觉得有修改加工的必要。先改的是上册《河套抗战记》，由原先的20万字扩写到30万字，改写的方向是增加作品的纪实性。原因是河套抗战作为历史事件，本身就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如果轻率加以演义，反而有损于历史的尊严。总共用了四个月时间，一鼓作气完成。

        《河套剿匪记》的改写从2022年年初开始，由原来的30万字写成40万字。除故事的丰富曲折更多以外，主要着力点放在语言的完善上。近年精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骆驼祥子》、高尔基的《母亲》等经典小说，对比之下感到自己的小说语言功夫不够。又精读了李廷舫先生的《河套母亲》和向春女士的《河套平原》，学习如何以小说方式反映河套文化，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花了不少时间。此外，借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写法，在刻画人物上，增加了大段心理描写。

        巧的是，我的改写刚刚一遍下来，便得到了有声小说主播懿红的邀约，于是开始《河套剿匪记》的播讲。播讲效果比预想的要好，播讲未到一半，点播已超过十万人次。不到一年时间，点击量超过百万。而在播讲过程中，又进行了一遍修改。一是文字变成声音，存在问题的地方明显暴露出来；二是读者的留言很中肯地指出其中历史知识方面的错误，我感到必须立即改，彻底改。在改文字的同时，对内容结构也作了大的调整。而在此过程中，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势如破竹。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以著名的“九一九”起义为标志，这次和平起义正是平津战役的延续，河套地区的剿匪斗争又是“九一九”起义的历史延续。河套地区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是历史赋予河套人民的重大责任。这一历史责任的承担与完成，无论怎样严酷，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陕坝地委、军分区及其领导下的剿匪指挥部，别无选择，只有从胜利走向胜利。陕坝地委、军分区在带领河套各族人民全面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剿匪肃特的持续作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广泛深入进行。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下审视这部小说，增加了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叙事的格局骤然放大了，把书写好的决心也就更大了。

        此外影响这本书修改完善的一大促进，是在写作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重新阅读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领悟国家政权的更迭与建立是要以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为前提的伟大学说，对照河套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历史，深感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英明正确。而以文学的形式艺术反映这样的历史，印证伟大的理论，不正是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吗？正如小说中剿灭的土匪叛军被史家称为“政治土匪”一样，这部小说也可归于“政治小说”一类。小说经过若干次修改调整以后，从题材上看，也早已超越“剿匪”的范畴，而是以更大的篇幅对当时社会的种种情形进行了描写，诸如驻套起义部队的教育改造、基层组织的废旧建新、农村的土地改革、婚姻制度变革、反特镇反以及教育、医疗等情况都有涉及与反映，是以“剿匪平叛”为中心而对其作为社会基础的历史面貌作了整体性表现，是透过现象而对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所进行的艺术反映。因此，小说写到最后，就觉得《河套剿匪记》的书名有些以偏概全，又有些平淡或老生常谈，最终吸纳多方建议，将书名确定为《新生》。正如起义的河套驻军经过易地整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建立功勋，在不断改造中真正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是新生；一些在旧社会作恶多端的匪徒在“劳教”下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新生；一些具有顽固剥削阶级思想观念的阶层人员如詹进财等也都经过影响教育而回归到普通劳动者队伍，是新生；旧社会的迷信宗教为新社会的面向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所代替，是新生；为新生人民政权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精神永存，鼓舞今人踏着他们足迹继续前进，是新生；至于普天下的劳苦大众特别是妇女大众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挺起腰杆做人，则更展示了人生的无限光明灿烂前景。

        《新生》自动笔之日起，至今已历十五个年头。回顾全部创作过程，在艺术加工不断精进的同时，在作品的内容规划与主题挖掘展示上，有过几次认识的飞跃，是很有意义的过程，值得认真总结。总的感受是，创作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作品，是必须下一番大的功夫，同时还要经历精神上的一次次炼狱，才有可能成为有品质的创作。

        掩卷有思

        评长篇小说《新生》的回目编写

        □赵海忠（呼和浩特）

        张志国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新生》，共55万字，分6部、189回，附带1个尾声，字数多，体量大，我断断续续用了好长时间才读完。

        一

        《新生》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套地区剿匪肃特、社会改造为主线，阔比大河，细如涓流。形式上分回立目，是作者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

        章回体长篇小说历经明清积淀，形成回目句式整、对仗工的范式，字数不等。《新生》选用比较宽裕的八言对句，将繁杂线索进行提炼，16字容纳局势、事件、人物等庞大历史容量。作品回目一般聚焦单一核心事件、集中刻画单一人物，虽然没有说书体“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但回目之间预埋衔接，回末留扣，引导读者连续阅读。例如第一部第十三回《白马连队长途奔袭    刘参谋长身先士卒》，紧接第十四回《同义隆村叛匪作乱    卢万惠等死党连环》，前一回军事奔袭之后，顺势引出村落匪乱新冲突，前后情节接续勾连。第一部第十八回《刘虎圪旦狭路相逢    拼死血战孤军奋勇》，同样承接前面剿匪战事脉络，描写狭路血战，延续叙事伏笔。

        回目是作品的浓缩与纲领，句式一般是“主、谓、宾”，努力定格核心情节，自带叙事元素又面貌多样、变化多端。作品每一回的八言对偶回目，或者铺陈外部局势、社会冲突与时代境遇，或者聚焦人物行动、情感抉择与命运走向，内外呼应、事人结合，体现单回叙事重心。如第一部第一回《芦草圪卜穷困潦倒    乌加河畔寒风吹刮》，16字回目直接点明旧时代河套底层民众处境，实现一目知全章的效果。

        《新生》全书六部回目遵循历史发展真实时序，形成局势动荡——艰难破局——全面剿匪——政权稳固——民生复苏——时代新生的较完整的叙事链条。前期回目多聚焦战乱余波、匪患猖獗、人心浮动的乱世图景，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套地区百废待兴的破败局面；中期集中展现解放军、基层干部扎根乡土、肃清匪特、安抚百姓、破除旧弊的攻坚历程；后期回目转向乡村建设、民心凝聚、产业复苏、社会革新的崭新风貌。189回循序渐进，描述河套地区从旧秩序崩塌到新秩序建立、从战乱动荡到安稳新生的历史蜕变轨迹。作品回目共3024字，本身即构成一部浓缩叙事，这是章回体小说回目独有的文本价值，颇耐玩味。

        《新生》的回目努力把控节奏，实现张弛有度的叙事效能。在战争冲突、剿匪激战的关键篇章，八言回目用词刚劲凝练、气势昂扬，凸显斗争的激烈尖锐。在乡土人情、民间杂事的篇章，回目用词转向平实生动，描摹地方世态。斗争类回目如第一部第十一回《骑兵双骥军容焕发    刘参谋长初识爱将》字句铿锵，军威扑面而来。乡土变革类回目如第二部第五回《新社会耕者有其田    詹进财哭闹要上吊》，语调转向土改之后乡村社会的思想冲突，不再是刀兵血战。紧张的斗争与乡土变革叙事通过回目用词的差异化设计交替推进，整部小说张弛有度，兼具史诗厚重与生活气息。

        二

        回目是《新生》主题表达、价值传递、精神升华的核心窗口，整部作品以破旧立新、浴火重生、扎根人民、家国同心的核心主旨，通过189组八言回目层层渗透、反复强化，实现形式与内涵的统一。

        纵观全书回目脉络，大致呈现了三重新生内涵：一是地域的新生，河套地区告别匪患战乱、残破凋敝，实现社会秩序、民生业态的全面复苏；二是人民的新生，底层百姓挣脱压迫剥削、颠沛流离的命运，迎来安稳生活、自主立身的崭新人生；三是时代的新生，旧的封建割据、黑暗秩序彻底崩塌，崭新的人民政权、社会制度扎根河套大地。189组八言回目序列演进就是新生主题的呈现，读者从回目的叙事走向，能够感受到旧秩序瓦解、新秩序生长的历史进程。

        《新生》始终坚守人民至上叙事立场，在回目编写中充分彰显。大量八言回目聚焦基层干部坚守气节、工作队扎根乡村、军民同心，刻画革命者不畏艰险、甘于奉献、为民初心的精神品格。如第二部第三回《工作队进驻南台子    冯宝宝逢迎新政权》，以工作队进村安民作为回目核心，体现出作品叙事重心并不只聚焦军事斗争，同时着力书写建政安民、凝聚民心，回目体系体现出作品的人民立场，契合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向。

        回目浸染河套地域文化。张志国出版过《河套文化考论》，对河套地区文化有全面的掌握。《新生》立足河套大地、阴山南北，八言回目编写贴合河套地区的地域风貌、人文特质、历史记忆。回目中出现的乌加河、南台子、中公旗、川井滩、狼山、陕坝等专属地名，扣住剿匪肃特的独特历史场域。乡土叙事、边疆治理、河套建政等，还原内蒙古西部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特历史境遇，与地域叙事、本土文化相融合。

        三

        《新生》八言回目编写运用对偶、衬托、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在比较严格的框架内，努力实现多重审美，有较强的文学质感。

        对偶是《新生》回目的修辞特色。全书所有回目均为八言句式，上下句尽力做到词性对应、结构对称、音韵和谐。八言句式委婉蕴藉，回目自带古典韵律，贴合章回体小说的文体气质，形成了相对稳定均衡的美感，彰显史诗作品的规整气度。八言回目既不短促，又不铺陈，诵读顿挫感比较适合乡土史诗的气质。词性对仗上有严有宽，既守形式美，也不强行炼字，保留当代创作的灵活度。

        对比映衬手法丰富了思想内涵与戏剧冲突。作者注意在上下句回目中构建善恶对比、正邪对比。如第二部第二十七回《刘振魁咆哮寻报复    王锦云丹心照汗青》，上下句人物并置，一恶一忠，对仗之中自带褒贬。匪首的凶狠报复，对应基层干部的忠贞不屈，直观凸显新旧力量博弈，强化新生核心主题。八言回目的表达空间相对从容完整，不需要在回目中展开评价，仅依靠上下句意象对照，就能传递出价值判断。第二部第十九回《废保建政雷厉风行    眉高眼低大势不妙》，上下句形成鲜明对照，新政破除旧制的革新举措，与旧势力的抵触没落并置，一破一立。

        凝练与留白使回目兼具概括力与想象空间。16字的八言对句，浓缩一回数千字的叙事内容，不做多余修饰，字句比较精练有力，彰显汉语文字的凝练之美。有的回目不将情节与结局全盘托出，通过含蓄留白的手法，只铺垫事件线索、暗示人物境遇、预埋剧情伏笔，留存叙事悬念。点到为止、意在言外的回目，意在提纲挈领，保留文学作品的审美留白，延续传统章回小说回目示其端而不泄其全的特点。

        四

        中国古典名著回目兼具隐喻性、哲理性、个性化，《新生》部分八言回目尚偏平实直白，修辞表达、意境营造趋于统一，艺术韵味略有不足。诸如第三部第十二回《政工进驻立足未稳    团长放话百个不行》，这类回目，主要是客观陈述人物活动与外在事件，近似记事提纲，对人物内心精神的隐性暗示偏少，还有提升空间。有些回目满足于把一回发生何事交代清楚，较少留下回味与解读空间，艺术感染力受到一定限制。

        文学作品方言书写的价值意蕴

        ——《新生》彰显的语言力量

        □杨开昌（临河）

        语言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基础，它的结构和词汇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或分支，是在特定地域、社会群体或历史时期内形成的语言具体表现形式。方言的存在依赖于语言的整体框架，它们共享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词汇基础和语音系统，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人类语言的丰富多样性。方言所负载的“乡情”与“民系精神”使其成为地方文化基因的活态存储器，在文学作品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传播路径。长篇小说《新生》就是如此。

        《新生》是由河套文化研究本土专家张志国创作的一部精品力作。作者从2008年开始着手，经过反复的修改与拓展，几经打磨，九易其稿，直到2026年初，这部洋洋洒洒55万余字的鸿篇力作才呈现在读者面前。故事主要描写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河套地区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角逐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画面。所记故事以绥远地区在解放战争期间“九一九”起义为前因，以河套地区新生人民政权剿匪肃特为题材主线，同时记叙了政权接管、废暴建政、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婚姻改革等一系列历史大事件，多角度立体化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套地区特殊而复杂的阶级斗争面貌。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通过颇具表现力的方言的使用，加强了故事的地域辨识度与艺术感染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生》将叙事背景设定于阴山脚下、黄河岸边的广袤之地，诸多耳熟能详的地名自然而然地融入故事脉络之中，诸如陕坝、塔尔湖、乌加河、马道桥、缠金渠、三道桥、阿贵庙、川井等等。河套地区的地名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不仅铭记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还娓娓道来了跨越千年的民族精神传承，承载着该地区对悠久文明的不懈追求与持续发展，深刻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

        熟语一般包括成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格言等形式。熟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为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表达方式，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简洁。《新生》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河套地域特色的熟语，比如疙疙瘩瘩、带害、满滟滟、灰猴等等。读到这样的词语，亲切感顿生。河套味十足的歇后语也为《新生》这部作品增添了不少色彩，比如：芦草杆杆一根——空圪筒；蟒蛇进鸡窝——完蛋了；众人的小子——没人心疼等等。这种短小、风趣、形象的语句的使用，使作品语言更加鲜活有趣，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这些歇后语不仅是对河套地区民间智慧的生动展现，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于这片土地，亲耳聆听当地人的谈笑风生，深切感受到他们的乐观与幽默。《新生》还巧妙地运用了谚语，如“仓中有粮，心中不慌”“香不过猪肉，亲不过姑舅”等，这些谚语简短而富有哲理，既是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勤劳致富这一朴素价值观的弘扬，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加深了读者对河套地区风土人情的理解与认同。河套地区还有一种节奏鲜活明快，语调自然流畅，韵律活泼，别具一格的语言形式，那就是串串话。串串话最大的特点就是两句或多句意思表达相近的话放在一起，并且对每一句话末尾的字进行处理，使其合辙押韵。作品就大量引用了独具地域特色的串串话，比如：牛三鬼二宋驼来，乃是三个大老财。二茬茬韭菜一把把，咱俩走在一搭搭。南台子本是你我的家，赶上那骡车到陕坝。串串话的应用，使小说读起来朗朗上口，幽默诙谐中让人们不由自主地爱上这部作品。

        古语词一般是指那些在古代、近代汉语中使用，现代汉语出于特殊需要才偶尔使用的词语。古语词不仅是语言的瑰宝，更是文化的瑰宝。后套话中就存在大量的古语词，成为河套地区语言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新生》这部作品中，古语词的巧妙运用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河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比如，后套人把“顶棚”叫作“仰尘”。宋朝的王巩在《闻见近录》中有云：丁晋公尝忌杨文公。文公一日诣晋公，既拜而髯拂地。晋公曰：“内翰拜时须撇地。”文公起，视其仰尘，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时人称其敏而有理。后套人用“舁”表示“共同抬东西”，如：这个桌子太重了，我和你舁哇！原来，“舁”也是一个古语词。清朝徐珂的《清稗类钞·战事类》就记载：果舁炮至。《新生》中古语词的使用，展现了语言的艺术魅力，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加深对河套地区语言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语言接触往往伴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多民族国家中，语言接触研究有助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和相互理解，减少因语言差异导致的隔阂和误解，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新生》也生动体现了语言接触带来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品中出现了不少由蒙古语借入到后套话的词汇，反映日常生活的蒙古语借词就有很多，比如脑包、蘑菇、召、把势、戈壁、喇叭、呼啦盖、活倒肚、圐圙、叨啦、圪脬等。尤其是圪脬这个词，本来是个詈词，结果借到后套话中以后，竟然成了一个能产性极强的表人名词后缀。这种民族语言元素的巧妙融入，不仅丰富了作品的表达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河套地区多民族共居、文化互鉴的历史现实。通过语言接触的描写，读者能够感受到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体会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这种语言与文化的互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历史厚重感，也为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认同提供了生动的文学范例。

        方言是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在细细品读这部作品之时，耳畔仿佛回荡起那熟悉的乡音，众多读者的心间不由泛起故乡泥土的醇厚香气，勾起了深埋心底的乡愁记忆。在这充满乡土气息的俚语乡音中，读者得以深切体验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增强对这片土地及其文化的深厚情感与归属感和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