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人家（中国画）    马晓明/作

        地名，如一枚凝缩时空的琥珀，内里封存着一方水土的形貌、一群先民的凝视，乃至一脉文明的悠长呼吸。

        河套村镇的地名虽耳熟能详，却鲜有留意其背后的含义。当我们追溯这些地名的来历时，往往会感到吃惊：这些名字背后，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及深刻的哲学思想，以及教育功能。

        ——编者

        巴彦淖尔地名的教育功能

        □杨开昌（临河）

        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交融之地，巴彦淖尔创造和积累了深厚、优秀的地名文化。这些地名逐渐累积了广泛的认可度，成为个人或群体情感认同的标志。这些地名也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

        地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们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历史事件、人物或文化传统。就如隋炀帝杨广在《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中写道：“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鸡鹿塞，是汉代通塞北之隘口，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磴口县西北。汉武帝元狩年间，大将霍去病北征匈奴，即由北地郡，经银川平原，沿黄河北行，出鸡鹿塞直达居延，取得了军事上的很大胜利。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以后宫良家女王昭君赐单于。昭君偕单于出塞，就是从鸡鹿塞经由哈隆格乃峡谷，前往漠北的。还有像“五原”这个地名就源自汉代设置的五原郡，而历史上也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比如，乌不浪口是阴山西部的一个重要战略位置，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这里发生了著名的‌乌不浪口阻击战，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战场。

        地名是地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和记忆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特征和人文背景。地名教育还可以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就像乌拉特中旗的希热庙，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希热”蒙古语意为“石桌子”，根据火山口的形状而得名。据推测这座火山爆发于上亿年前，当时温度极高的岩浆裹着滚滚岩石流下来，所到之处皆被熔化，岩浆冷却后形成了现在看到的带气孔的玄武岩。还有乌拉特前旗境内的大桦背，据说是因山背面多生桦树而得名。又因其险峻与陕西华山相媲美，故又得“小华山”之名。大桦背是乌拉山第一高峰，海拔2322米。由于大桦背秘藏于阴山之中，人迹罕至，自然景观保存完好，故有“天然公园”之美称。

        地名是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信息。就像“圪”是一个典型的晋语词缀，具有极强的能产性，能够构成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巴彦淖尔很多地名中就带有圪字。比如一个村子坐落于一个低洼的地方，那么这个村子就叫作“某某圪卜”；如果这个村子坐落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那它就可能叫作“某某圪旦”或者“某某圪梁”。还有，巴彦淖尔地名中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比如乌拉特、黄羊木头、甘其毛都、蓿亥、乃日拉图、银定图等等，这对于人们了解民族语言和文化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还有，巴彦淖尔人民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后套话，而后套话中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很多古语词又留存于地名之中。就拿“海子堰”这个地名中的“堰”来说，本义是拦河坝，后来引申为田边用以分界或防止水土流失的土埂，作动词是堵、挡的意思。“堰”这个词在普通话中已经不常用了，但是在后套话中却是一个常用词，比如人们经常说地堰子、把车堰住、小瓜子堰车陀——自不量力等等。因此，地名在语言文化教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们的使用和变化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群体认同和语言态度等现象。

        地名往往蕴含着丰富的自然信息，反映了该地区的历史演变、地理特征、生态环境。地名可以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的载体，激发公众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比如“乌兰布和”这个地名，是蒙古语，意为红色公牛。乌兰布和沙漠是我国八大沙漠之一。曾经这头“公牛”在磴口县等地横冲直撞，啃良田、毁房屋、造风沙……如今，乌兰布和沙漠生态治理区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出现有记录以来罕见的生态恢复景观。还有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柳湖”。作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功能性湿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乌梁素海自然补给水量不断减少，生态功能严重退化，水质曾一度恶化。近年来，乌梁素海实施全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流域生态质量逐步好转，乌梁素海这颗“塞外明珠”又重新焕发昔日光彩。

        地名蕴含巨大的经济价值。就像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例如五原黄柿子、磴口华莱士瓜、五原灯笼红香瓜、三道桥西瓜等，都是巴彦淖尔优质农牧业产品中的代表，也是巴彦淖尔农牧民增收的主要依托。这些产品除了自然地理因素外，还蕴含人文因素，是特定地区居民利用当地独特自然条件下的原材料，结合知识创造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传统知识产物，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标产品。

        巴彦淖尔许多地名背后都有一段段历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的讲述，可以加深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了解，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比如五原县的天吉泰镇系2001年由民族乡与景阳林乡合并组建而成。而民族乡则是清末在天吉泰境内开挖修建丰济渠，多民族之民众汇聚此地，共同致力于水利建设，且彼此间相处和谐，故得此名。通过学习和了解这些地名，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加强民族团结。

        总之，巴彦淖尔地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它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交相辉映的生动彰显，是这片美丽富庶土地耀眼的文化符号。地名文化与教育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宣传，在教育中系统运用地名文化，有助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人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大发公与杨柜城

        □郎有存（杭后）

        一

        “大发公，玉隆永，黄河上下三盛公。”这是流传在河套地区的一句顺口溜，说的是后套早期的三个商号及其演变而来的古地名。现在知道玉隆永的人不多了，它位于今杭锦后旗团结镇内，曾是一个名气响当当的酿酒商号，如今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提起三盛公，人们立马能想到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其实它曾是一家经营油坊的商号，取意买卖公平、昌盛发达，但也早已不再是商号。而提起大发公，河套人马上想到大发公生产的绿色优质面粉，历经百年发展，大发公商号和品牌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大发公位于距陕坝向北30公里开外的团结镇民先村。据史料记载，大发公是一位山西商人设立的商号。相传，清光绪年间，一位晋商走西口来到后套，几经辗转来到阴山脚下的一处路口（现今杭锦后旗团结镇民先村），这里有大片尚未开垦的土地，其向南与蛮会、陕坝园子渠水旱码头相通互市，向北通乌加河北岸的善达古庙，周边为蒙古族居民聚居之所，并辐射更远的北方地区，显然这里是商品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有独到眼光的晋商在此居住下来，开设一家名为大发公的商号，从事商贸流通，主要从陕坝园子渠码头购进日用百货、土产、瓷器等，同时收购少数民族的牲畜、毛皮，生意日渐兴隆。后陆续聚集了一些走西口移民，形成一个小村落。也吸引了其他商号落户于此，其时主要有公义恒、巨和齐、庆丰泉、天义堂、福义西、德元堂等商号。其时河套一带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苛捐杂税也少，大发公等商号发展较快，一度成为商贸交易、商贾云集的一处驿站，人们遂把这里称为“大发公”。

        大发公地处土地肥沃的河套平原，又靠黄济渠可引黄灌溉，没过多久，这里的移民便开垦出大片耕地，种甚长甚甚好吃。那时人们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大发公的粮食面积广、产量多、品质优，一些余粮常常销售给善达古庙及附近牧民。

        二

        在河套地区，说起杨家河，人们大都知道，但说起杨柜城，便鲜为人知了。它位于现今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政府所在地，曾以杨家总柜、河套重镇的地位，矗立于河套西部，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翻开河套水利开发史，百年流淌的杨家河，作为河套西部一条人工开挖的渠道，见证了一段杨家人带领劳苦大众开渠引水、垦荒置田、战胜贫困、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是河套水利开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清同治年间，山西河曲籍杨满仓、杨米仓兄弟随父走西口到后套，在五原县白家地落脚，其父以卖豆腐为生。其时正值王同春开凿引水干渠，杨满仓、杨米仓兄弟受雇于王同春开渠，当渠工多年。王同春包办沙河渠时，杨满仓被提任为经理，成为沙河渠的渠头，并承包经营。民国元年，杨满仓开始单独包地开渠，积累了不少开渠治水经验，遂萌发了另辟发家立业之地的想法。

        民国五年，杨满仓、杨米仓举家迁居到现今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政府所在地。其时，周边已有移民零星居住，建房垦田，勉强度日，但大部分荒芜，芦苇、白茨等植被丛生，人烟稀少。经过走访民间，踏访黄河，察看地形，杨家兄弟决定开挖一条引黄渠道，用以开发河套西部的未垦土地。民国六年春，杨满仓、杨米仓召集民工开挖杨家河，挖渠宽约10米，深约2米，开挖40余里至乌兰淖。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杨家河动工之前，杨家就把落脚的二道桥作为杨家总柜，在此兴建房屋及牛犋，安抚移民落脚居所，筹集糜子数百万石，以作工人食粮。开渠民工常把杨家兄弟称为掌柜，后把这里称为“杨柜城”，作为杨家及开渠民工的居住地和后勤供应地，也成为杨家河开挖的指挥调度中心。

        随着杨家河开挖向北方延伸，从主河开挖的各级支渠如同毛细血管向大地四处拓展，雇佣人工逐年增加，大量荒地得以浇灌开垦，吸引了走西口移民慕名而来，在杨柜城聚集居住。杨柜城由一个小村落逐步拓展为小集镇。

        杨家河的开挖，带动农业生产逐年兴盛。粮食产量增加，推动经济发展兴旺，杨家家大业大，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为了防御土匪抢劫，杨家发动民工，在杨柜城大兴土木，四周建起了两米多高的土城墙，南北各留有一个大门，俨然像一座防卫森严的土城堡。城内建有油坊、碾坊、磨坊、粉坊，一方面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向周边售卖。此后，杨柜城吸引四面八方的居民汇聚，住户除了杨家族人及其佃户，也逐渐有新来移民进入。其时城内商铺林立，买卖兴隆。

        1926年，拥有大量土地的杨家分家，分散迁移到各地居住，杨柜城内的居民也更趋于多元化。1929年临河县建立，分设四区，四区的治所选择在杨柜城。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杨柜城城墙坍塌，杨家家业衰败，一座辉煌兴盛的土城最终破败消失。

        杨柜城，是杨家河的开挖者杨氏家族修建的杨家总柜，也是民国时期河套西部水利开发催生的城镇。杨柜城从一个小村落逐渐发展为一座小城镇，得益于杨家河的开挖。《临河县志》有记载：“一家之赐，千家食德；一姓之功，百姓乐利。”

        杨柜城虽然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但它对推动河套西部农业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将被人们铭记在心中。

        奇特的河套村庄地名

        □张耀智（五原）

        河套地区的村庄，具有两个互不相关的名称，每个名称都包含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村庄旧地名的由来

        河套地区村庄旧地名，较之周边和中原地区村庄地名，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以先居者的姓名加地形命名。河套开发之初，一些晋陕逃荒的难民，首先来到河套开垦定居。这时的村名，便以最先定居者的姓名，和其所处的地形为该村命名。当时河套地区河道纵横，河网密布，定居者多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于是在村名后加“圪旦”“圪堵”或“圪梁”。这种村名占河套整体村名的八成以上，而如今这些高地已无法找到，但地名却被长久保留了下来。

        也有因当地植被而命名的，如红柳圪旦、水桐树、三苗树村等。水桐树村有4棵400多年树龄的胡杨树，至今茂盛葱郁，常有游人参观。

        当较高的荒地被开发完后，后来迁入的移民便开发较低的地形。如五原县胜丰镇的脑包壕、新公中镇的李仓壕，其村庄附近现在仍有较大的壕堑，这些壕堑是曾经黄河泛滥形成的古河汊。有些低洼地被命名为“圪卜”，如五原原城南乡所在地“喜娃圪卜”。

        随着大量移民涌入河套，及八大干渠的开挖，低洼地很少再受河水泛滥的危害。

        二是以少数民族语言音译为村庄命名。如五原丰裕办事处的刀老召村，刀老意为第七，召即召庙；丰裕村的大百彦和天吉泰镇兴丰村的小百彦相距不远，是蒙古语巴雅尔兄弟的音变。从自然村到行政村再到乡镇，这样的村庄数不胜数，如曼特尔合少村中曼特尔为人名，合少为沙拐子，即曼特尔居住的沙拐子；铁帽什拉村，是铁木真的后代铁帽什拉的居住地。诸如此类很多。

        三是受经营活动的影响而命名的村庄。这类村名大多带有“公中”“牛犋”和“羊场”等。“公中”是指曾经大地商经营的办公地，如“新公中”“合少公中”。牛犋是大地商用于存放牲畜、农具和车辆的地方，并按其位于地商居住地的不同方位起名为“东牛犋”“西牛犋”等。“羊场”则是地商放养羊群的地方。此外，还有如“锦绣堂”村，是曾经大地商陈锦绣的经营聚居地。

        四是因移民集中迁入同住一村而命名的。随晋陕移民迁入河套后，也有冀、鲁、豫等地移民迁入。这些移民因语言、口音、风俗习惯相同，也有同宗和姻亲，多居住在同村。如五原光胜村的南、北移民村，宁夏和甘肃迁入同住一村的被称为“西人圪旦”。

        五是受宗教信仰的影响而起名的。有好多地名带有“召庙”或“庙”，如五原的梅林庙、拉僧庙，临河的常素庙，乌拉特后旗的东升庙，杭锦后旗的太阳庙、甲登坝庙。这些庙中有些早已不复存在，但村名仍然保存流传。

        六是受商号的影响而取名的。稍大些的商号，如五原的隆兴长，临河的祥泰魁，杭锦后旗的蛮会，五原套海镇和平村的广和泉。

        七是因能工巧匠而得名。如塔尔湖镇金联村的“画匠圪堵”，金星村的“郝毯儿匠”。此外，叫油房、粉房、糖房、木匠、鼓匠的村名也很多。

        八是因桥得名。这部分地名出现较晚，基本形成于河套各大干渠开挖后，如五原的天吉泰桥、五份桥、皂火桥、毛家桥、晏安和桥、协成桥，临河的马道桥，杭锦后旗的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等。

        除上述成因之外，仍有一些其他形成的原因，如套海镇的“十大股地”村，新华镇的“七股地”村；因靠近沙丘居住的“大沙窝”和“小沙窝”村。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由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人们普遍生活在一个相对落后封闭的空间，为村庄起名，只能按照周围的现状和仅有的文化认知能力，为本村起名或称呼周边某村。于是在一个县域境内，就会出现很多重复的村名。现在只能借助行政村镇才能将其区分开。如现在五原境内就有两个“张金狮圪旦”，两个“虎先生”村，四个“红柳圪旦”等重复村名。

        村庄新地名的由来

        河套村庄的新地名源自初级社的建立。

        1953年，农村实行初级社制度，在农业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初级社，全称叫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几个相邻的村庄共同成立一个全新的初级社，其名称与原来的几个村名完全不相关联，全部新起充满希望、向往幸福生活的名字。如五原县永利人民公社的民利社、永联社、永旺社、永生社和光胜社；原乃日乡的红光社、金丰社、金星社；杭锦后旗二道桥的东方红社、太阳升社；蛮会镇的民富社、永明社、新胜社、新华社、新福社；临河狼山镇的民富社、民强社。还有诸如团结、向阳、幸福、光荣等，社名均取幸福吉祥的寓意。

        1956年，河套行政区全部实行了农业合作社，改叫新的名称“社”。此后不久，进入高级社阶段，上述“社”随即改为“乡”（与今天的乡职能不同），名称相应改变。

        1958年，取消原有的乡建制，实行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机关，又是集体经济组织，全面负责本区域内的农、林、牧、副、渔生产，以及工、农、商、学、兵等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的名称是在辖区内原有各乡的基础上，取其代表字样产生新的名称。如五原县永利人民公社，取原永联乡、永旺乡、永生乡的“永”字，加民利乡的“利”字总合成“永利”。杭锦后旗永胜人民公社，取永明乡的“永”字和新胜乡的“胜”字而叫“永胜”。只有少数公社沿用旧地名。

        1984年，改人民公社为乡镇人民政府，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生产队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进入新世纪，随着撤乡并镇的进行，一批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名字又被人们重新启用。如五原县城的城关镇，借用具有百年历史的“隆兴长”商号名称，改为“隆兴昌”镇。将“长”字改为“昌”字，寓意兴旺昌盛。永利乡所在地原为地商的“公中”所在地，旧地名叫“新公中”，撤乡并镇后叫“新公中镇”。杭锦后旗的永胜乡，曾有绥远“大盛魁”的分号，原名“蛮会”，并镇后改为“蛮会镇”。五原县民族乡改为天吉泰镇，等等。撤乡并镇的同时，也将“社”一级改为“组”，划小生产单位便于管理。

        社，其本义指土地神，古代把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称为社庙。周朝时每二十五家设立一个社庙，因此，“社”也等于一种基层单位。社稷，指土神和谷神，古代代表国家。在现代，“社”指某种从事共同活动的集体组织。如“公社”“诗社”“社区”等。可见，最初的初级社、人民公社和后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紧扣“社”的本义。

        如今，河套村庄新旧地名并列，这也是一个奇特现象。某些旧地名知名度很高，在一个县域境内，乃至整个河套境内，人们都已耳熟能详，稍加思索，便能知道其所处方位。

        历史总是曲折向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珍贵的记忆。